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1. 有人或许会质疑,对政治大书特书的我,难道是君主或是立法者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不。正因为我不是,所以只能纸上谈政。倘若我真的是君主或者立法者,我绝不会浪费时间对该做的事情夸夸其谈——要么去行动,要么就沉默。

  2. 究其缘故,在于当初夺取人民自由的权利也恰恰是人民恢复自由的权利一句;或者说,人们有权利重获自由,否则他人亦无权剥夺他们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当初剥夺人民自由的行为便根本是不正当的。

    一种契约,人民让渡自然状态下的权利组成社会,也随时应当有权利从专制政府那里取回,美国公民的枪支可以看作一种契约强制力的保证

  3. 随强力消失而终止的权利,如何能称之为权利呢?如果依靠强力而不是义务让人服从,那便毫无义务可言;如果人们不再受到强力约束,也就不再有服从的责任。由此可见,这样的权利没有给强力增加任何新的内涵,这样的权利什么也不是。

    若权利随强力而生成或消失,则强力和权利的概念没有任何区别。

  4. 首先,强力不能造就权利;其次,人们仅有义务服从合法的权力。(如果我在山林中被强盗打劫,迫于对方的强力而交出钱袋,即使我本可以逃过这一难,是否从道义上说也有义务将钱袋交给强盗呢?因为说到底,强盗手中的枪也属于一种“权力”啊)

    这里的权力就存在合法性或是道德的考量

  5. 导致战争的,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战争不会产生于简单的人际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实在在的物权关系。

  6. 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法则本身就是奠定在协约的基础上,事先的假设是至少存在一次全票一致通过的情况。

  7.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将自己的人身和所有力量奉为公有,遵循公共意志的最高领导;我们将每一位成员都视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 一般说来,要在一片土地上确立最先占有的权利,需要以下的条件:第一,这片土地此前尚无任何人居住;第二,人只占据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人们占有一块土地,并不是通过空洞无意义的仪式,而是通过劳动和耕作,唯有劳动和耕作才是在没有法律凭据时,唯一值得他人尊重的所有权标志。

  9. 我们构想了个人拥有的土地是如何毗连起来构成公共领土,占据土地的臣民所延展的主权权利如何同时变得实在而私有,将所有人置于更高度的依赖性之中,使其本身的强力成为忠诚的保障。古时的君主似乎并未充分觉察这一好处,他们仅仅自称为波斯人的王、斯基泰人的王、马其顿人的王,仿佛更倾向于自视为人群的首领而非国家的主宰。今天的国王则更加巧妙,自称为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英格兰国王等等。掌控了国土,当然也就掌握了一国之上的居民。

  10. 这种转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通过接受个体的财物而将其据为己有,恰恰相反,反而确保了持有财产和合法性,使占有得以成为真正的权利,使享有得以成为所有权。所有人被认为是公共财物的保管人,他们的权利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所有强力用于对抗外侮,这种转让不仅利于公众,而且利于个人。他们可以说是在转让中获得了自己所付出的一切。看起来矛盾,但只需区分主权者和所有者对同一实体的不同权利便可一目了然。

  11. 基本公约并非摧毁自然的平等,相反,是用道德合法的平等取代大自然可能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人或许在能力和天资上不平等,但通过协约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12. 公共意志只有根据创建国家的目的——公共利益——来支配国家的各个力量。……假如利益与利益之间没有若干彼此连结的共同点,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只有公共利益才是社会统治与管理的基准点。

  13.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行为呢?主权行为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约定,而是共同体与其组成成员之间的约定。这项约定合法,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这项约定平等,因为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这项约定有用,因为它没有公共利益之外的任何目的;这项约定可靠,因为它有公共强力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

  14. 当我说法律的对象总是普遍公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法律将臣民视为一个共同体,以抽象的眼光看待行为,绝不会将“人”这个概念视为实在的个人,也不会将“行为”这个概念视作个别的具体行为。这样一来,法律可以规定有特权的存在,但不可以把特权施予某个具体的个人;法律可以将公民分为若干阶层,甚至可以分别规定各阶层所应当具有的特质以示区分,但法律不能把单个个人列入某一阶层;法律可以确立一个王国的政府,可以确立世袭继承制,但不能指定哪个人就是国王,或指定某个家族就能得到皇家封号。总之,任何关涉具体个人的职能都完全不属于立法权力的范围。

  15. 篡权者总是选择动乱期,或设法使国家陷入动乱期,趁机利用公众的恐慌来颁布民众在冷静思考时绝不会接受的摧毁性法律。可以说,观察他们的立法时机,是区别立法者与篡权者最可靠的特征之一。

  16. 若要探寻一切利益之中最伟大,一切立法体系引以为目标的终极利益之所在,人们会发现,这一终极利益可以归结于两大主要对象:自由和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体因不自由而产生的依赖都会削弱国家整体中相应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若没有它,自由便无以立足。

  17. 对于平等这个词,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财富的绝对相同。而是在权力上不诉诸暴力,仅根据秩序和法律行事。

  18. 法律的分类:

    为了对整体统筹规划,或者为了使公共事务尽可能具备最好的形式,需要考虑多种关系。首先是整体对于自身的行为,即整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主权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管理这一关系的法律被称为政治法,也叫基本法。

    第二种关系是成员之间或成员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成员之间应当尽可能的小,在成员与整体之间应当尽可能地大。这样一来,每位公民都能拥有独立于其他所有人的绝对自由,而对于城邦则是绝对依赖。从这第二种关系中就产生了民事法。

    ……还有第三种关系,即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违法与处罚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造就了刑法,而归根结底,与其说刑法是法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倒不如说是对违法其他法律后果的处罚规定。

    ……还要加上第四种法律——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不会雕刻在大理石或青铜器上,但却会铭刻在公民的心中,这就是真正的国家宪法。……它能够保存一族人民的精神,潜移默化地用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

    ……在上述的不同法律类别中,唯有构成政府形式的政治法才是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对象。

  19. 对于一切自由的行为,其产生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抽象的、决定行为的意愿,第二个行为是无力的、试试具体行为的能力。……政治体行为的原理也是一样,同样可以将其区分为医院和能力,其中意愿称之为立法权力,能力则被称之为行政权力。

  20. 我们已经明白,立法权属于且只能属于人民。相反,根据前文所确立的原则同样容易看出,行政权力不能属于立法者或主权者这样笼统的普遍性群体。因为行政权力完全由具体行为构成,具体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律的范畴,因此也就不属于主权者的能力。主权者的一切行为仅限于法律范畴。

  21. 政府是建立于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中间体,协调双方的沟通,负责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的自由及政治的自由。

  22. 我们可以用一个三项比例的首尾两项来指代主权者与国家,比例中项即为政府。政府从主权者那里接收命令传达给人民,而为了使国家整体的比例出于平衡状态,在统筹全盘计算后,政府自身的乘积或平方,就应当等于作为臣民的公民和作为主权者公民的乘积或平方。

  23. 个体意志与公共意志的比率减小,则个人原则相对于法律的相似性减小,则制裁力就应当相应增加。因此,政府要成为良好的政府,应当随着人民数量的增加相应地加强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国家的扩大会给公权力的委托者以更多滥用职权的诱惑和机会。所以政府越是能制约人民,主权者就应该更有力地制约政府。

  24. 国家与政府这两大主体的关键区别在于,国家可以独立存在,而政府只能依托于主权者而存在。这样一来,政府的统治意志就只是或只应该是公共意志或法律,其权力仅仅是公共力量凝聚于其身的表现。

  25. 所以,我把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者,称为政府或最高行政机构;把负责行政权力的人或机构,称为君主或行政官。

  26. 概念解释:

    那些订立社会契约,被共同体赋予权利和义务的人,就叫做“人民”。

    而在共同体中担任要职,能够代表主权威严的个别人就叫做“公民”。(这与我国的政治用语相反,在卢梭那里,“人民”是比“公民”广泛的政治范畴。)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公民”只是代表了“人民”和共同体的威严,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无法被代表。

    “国家”的真正含义是所有参与订立社会契约的人,也就是“人民”。但“国家”不同于“人民”,“人民”是一个中性的、无倾向的名词。“国家”则指受到共同体限制的那些“参与订立社会契约的人”,这是从被动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主动的角度来看,订立社会契约的人都是共同体的主人,因此他们都是“主权者”。当这个共同体与别的共同体进行比较时,就叫做“政权”。

    毫无疑问,“国家”、“人民”“主权者”和“政权”其实指的都是签订社会契约的人,共同体的主权就属于这些订立社会契约的人,而这些人正是“人民”,所以说“主权在民”!

  27. 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中,个人意志应当没有地位,其次是政府主体的意志,最大的应当是公共意志,然而自然规律下,不同的意志越是集中就越发活跃,于是公共意志始终最薄弱,而个体意志最强大。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政府中每一个人首先代表的是自己,然后才是行政官,最后是公民。因此各种政府形式中最活跃的就是只有一人的政府。而如果所有公民都是行政官,那么团体意志便与公共意志一体,不会比公共意志更活跃,能动性最小。

    政府人员越少,积极性越高,事务处理效率越高,公正性越偏离公共意志。立法者需要把握平衡。

  28. 首先,主权者可以将政府交由全体人民或者人民中广泛的大多数,使具有行政官身份的公民人数多于单纯作为个人的公民人数。这种政府形式,我们称之为民主政府。

    其次,可以将政府缩小到一群人手里,使普通公民的数量大于行政官的数量,这种政府行事,我们称之为贵族政府。

    最后,整个政府也可以高度集中到唯一的行政官手里……我们称之为君主政府或皇权政府。

  29. 论民主政府:我们无法想象人民为了处理公共事务而无休止地组织集会。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无法在不改变行政管理形式地情况下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机构来完成这桩差事。……当政府职能分配给若干执政者时,较少出任或早或迟都将获得最大的权威,不为别的,仅仅因为自然而然地、更便利地处理事务的需求。……国家的规模要非常小……不同阶层和不同地位之间应当实现高度的平等,否则法律和权威的平等难以长期维持……还要少有或完全没有奢侈……一个如此完美的政府是不适合人类的。

  30.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三种贵族政府:自然的、选举的、世袭的。第一种只适合质朴的民族,第三种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一种;第二种则是最好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政府。选举制的贵族政府除了有区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好处是成员的选择。

  31. 独夫政府最明显的不便之处是继承的连续性,这在另外两种政府形式中都可以保持连续不中断……选举会在两任君主之间留下危险的间隙,宛如疾风骤雨。……如何应对这些麻烦?人们曾经使王位在某些家族间世袭继承……也就是说,用摄政的不便代替选举的弊端。人们喜爱表面的宁静胜过明智的管理……

  32. 当一个人成为足以号令他人的人上人时,周围的一切都会来腐蚀他的正义和理性……历史所见证的最伟大的国王们都不是生来就被教育成统治者的。

  33. 这种前后缺乏连贯性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皇室政府的变化无常,一时以这样的纲领为轧辊则,一时又以另外的纲领为准则,根据当朝君主或君主代理人的性格变化不定,无法长期坚持确定的目标和一以贯之的管理。

  34. 简单形式的政府本身是最好的,就是因为其形式简单。但当行政权力不完全依赖于立法机构,即君主相对于主权者的比重大于人民相对于君主的比重时,便需要通过切分政府来修正比例上的失衡。此势,政府各部分对于臣民的权威并未减少,只是这种切分使得政府各部分相对于主权者的力量减小了。

  35. 设立行政官作为过渡同样可以预防这一弊端,处于中间位置的行政官能保持政府的完整性,其作用在仅在于权衡两种权力,维护双方各自的权利。

  36. 我们可以通过相似的手段弥补相反的缺陷,当政府太过慵懦松散时,创设委任机构来集聚力量……在前一种情况中切分政府时为了削弱它的力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要巩固它的力量。因为力量的极值和软弱的极值在简单政府中都有可能出现,而不像混合形式政府能够维持较为平均的中间力量。

  37. 税收距离源头越远,负担越大。衡量捐税负担并不在于捐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赋税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所经过的距离。……由此可以得出推论,随着人民与政府之间距离的增加,赋税越来越繁重。

  38. 在自由的国度,一切都为公共效益而努力;在君主国家,公共力量和个体力量相互牵制,此消彼长。

  39. 正如个体意志总是反抗公共意志,政府始终蕴含着一股与主权者相左的力。……由于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反对君主意志的团体意志能够与之相抗衡,君主或早或迟都将压制主权者,摧毁社会契约。这一内在固有的缺陷自政治体诞生之日起便无法避免地将政治体引向毁灭,就像衰老和死亡终将摧毁人的肉体一样。

  40. 政府腐化变质主要有两条基本途径,其一是政府收缩,其二是国家解体。政府的成员数量由多变少时,也就是从民主制向贵族制过渡,再从贵族制向君主制过渡时,政府就发生了收缩。

  41. 国家的解体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方式,当君主不再依法支配国家而开始滥用主权权力时,就会发生一个明显的重大变化,收缩的不再是政府,而是国家。我的意思时,大国将会解体,并在其内部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而新的国家仅仅由政府成员组成,对其他人民而言只起到主宰和暴君的角色。……当政府成员滥用了本应由政府作为主题予以执行的职权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有多少行政官就可能有多少君主,而国家也会像前一种情况中一样支离破碎,随之消亡或改变形态。

  42. 当国家解体时,滥用权力的政府,不管之前是何种形式,此时都统称为无政府状态。具体说来,民主政府会沦为群氓统治,贵族政府会沦为寡头政治。还可以补充一种,即君主政体会退化为暴君政治。

  43. 让人口在领土上均匀分布,让同等的权利再各处均匀铺开,让富足和生命播散到各地,这样国家才能获得可能范围内最强大也是最好的统治。请列位记得,城市的围墙是在田野村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每当我见到一座在首都建起的宫殿,都会在头脑中看到遍及全国的漏屋破房。

  44. 与主权不能被出让同理,主权也不能被代表。主权构成的本质在于公共意志,而意志绝不能被代表,意志非此即彼,绝没有中间地带。所以,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是受人民委托的特派员,他们不能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法律仅仅是公共意志的宣告,所以人民立法权力显然不能被代表,但行政权力却可以被代表,而且应该被代表,因为行政权力只是法律的具体实施而已。……从人民为自己选出代表的那一刻起,人民便不再自由,再也不自由。

    在卢梭的观点里,奴役是自由的基础,奴隶完成工作让希腊人民有基础去考虑自由,如果不牺牲他人的自由便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由,而在议员可以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今天,各位是用自己的自由换取了奴隶的自由,但这并不高尚,所以他说“人民再也不自由”,这可看作是生产力基础的一种论述,没有生产力的保证,人民也不会有余裕举行集会,参与政治,行使主权。

  45. 国家中有且只有一项契约,那就是社会共同体的契约。这项唯一的契约对其他一切条约都排斥。

    在卢梭看来,政府的设立不是人民与首领之间的契约,因为主权者为自己设立一个凌驾于自己的主体是荒谬的,是违背社会契约的(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规定自己有义务服从于某人反而是完全的自由,而这种契约属于个人行为,却要对全体公民产生约束,也就是不合法的,且双方的契约没有任何保障,手中握有强力的一方永远主动,因此才产生了上面这句话。

  46. (创立政府的行为)由两种不同的行为构成,即法律的创制和法律的执行。通过法律的创制,主权者规定,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建立政府主体,显然,这一行为本身便是一种法律。通过法律的执行,人民任命官员来负责所建立的政府事务。然而这一人民属于有特殊性的个体行为,并不能称之为法律,而仅仅是前一种法律的后续结果,是政府的一项职能。

    相当于在政府存在之前,首先预设一个政府,此时人民会骤然变为主权者,也就有权力预设一个想象的政府,并开始任命官员,此后预设的政府,可以保留,也可以以主权者的名义另行确立。创设政府的不是契约,而是法律。

  47. 集会始终应当围绕两条永远无法废除且需要分别通过投票表决的议题展开:

    第一条:主权者是否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

    第二条:人民是否愿意继续将行政管理权力交由现在承担行政管理权力的人们?

    卢梭认为,集会是避免或推迟篡夺主权行为的重要手段,如果君主无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阻挠集会,集会也不需要正式通知时,就可以通过商议上述议题废除任何法律,甚至社会契约,这是合法取消契约的手段。

  48. 那么,如果在社会契约缔结过程中出现了反对者,这种反对意见并不能使契约失效,只是阻止了他们的意见在社会契约中得到理解和体现,他们成了公民中的外人。当国家建立起来后,他们的居留行为便构成了对国家的认可,居住在国家领土上就等同于承认归顺于国家主权。

  49. 公民对所有法律都是认可的,即使是违背其意愿通过的法律,即使是在其违法时会对其进行处罚的法律。……当人民在集会上提出一项法律时,向人民所征询的问题,准确地说,并不是在询问他们本身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法案,而是在征询这一法案是否符合人民的公共意志。……所以说,如果与我个人意见相反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不能证明别的什么,只能证明我的意见错了,只能证明我认为符合公共意志的观点实际上并非公共意志。假如我的个人意见占了公共意志的上风,我将会去做并非我所愿的事,那么我也就不再自由了。

  50. 其一,要协商的事宜越事关重大,决定它的观点就应当越接近全体一致;奇而,磋商事宜越亟待解决,就越应当降低对不同观点票数之差的要求。

  51. 在民主制度下,行政管理机构的行为越少,反而表明行政机构治理得越好。

  52. 在所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中,行政官这一职位不是特权,而是一项沉甸甸的责任,谁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这一重担强加给任何一个人。唯有法律能将这一重担强制性地规定给抽签选中的对象。因为抽签条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抽签的选择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意志,没有任何个人操作能够歪曲法律的普遍性。

  53. 当选拔和抽签二者并用时,前者应当用于需要特殊才能的位置,例如军事岗位;后者适合只需要理智、正义感和廉正就足以胜任的位置,例如法官的职位。因为在体质良好的国家,所有公民都具备这些品质。

  54. 人总是爱美的,或者爱着他们认为美的事物,但在评判何为美的问题上却会犯错误。因此应当调整的便是关于美的判断。

    前者是公意,即公共意志,是统一的,没有疑义的,后者是众意,是一个群体的判断。民主投票即是在公意的基础上依众意而评判,譬如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身也需要经过同意。

  55. 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信仰,正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一样,神明和法律并未加以明确区分。因政治而爆发的战争就是神学的战争。可以这样说,诸神的疆域在那时就是依据国家的疆域而划分的。

    当基督教将宗教权力从政治权力中分离出来时,动荡就发生了,君主或公民法律与宗教权力之间裁判权的纠纷也开始了。

  56. 在卢梭看来,宗教分三种,第一种是理想情况下的基督教,即人的宗教,没有仪式,只有人自发的崇拜和信仰,是真的有神论,即自然神圣法则,第二种是公民的宗教,宗教和国家结合,只在某个国家中实行,有信条和仪式,也有排他性,即世俗神灵法则或实际的神圣法则,第三种则有两种立法体系,人们无法同时成为信徒和公民,第三种宗教显然没有意义,第二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体系完备,但建立在谬误和谎言之上,政府以宗教为名欺骗人民,第一种则是完全的理想社会,它与国家法律没有关系,反而使得公民的精神和情感脱离国家。

  57. 因此,便存在一种纯粹世俗的信仰,需要主权者规定相关条款,并不完全像宗教教义那样,而更像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没有它便不可能成为良好的公民或忠诚的臣民。……如果有人在公开认可这些教义后,行为举止间却表现得并不相信这些教义,他便会被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下的是最严重的罪行:他在法律面前说了谎。

    卢梭认为的“世俗性的信仰”包括智慧、善良等,其实就相当于道德体系对人的要求,但体现在法律上,就具有了强制性,能够约束人达到公民的一般标准和要求,而在他看来那些被排除的崇拜信仰中消极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偏执。

注:加粗的天依蓝为笔者的批注,阿绫红为对作者某段论述的总结。


本博客所有文章除特别声明外,均采用 CC BY-SA 4.0 协议 ,转载请注明出处!